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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转贴]《永远的北大荒》选登第二篇
《永远的北大荒》选登 第二篇 雪原囚徒 狼与暴风雪

黄湛
我们一行到哈尔滨劳改局报到后,关入中心监狱。监狱发一身大红色的棉袄袂。我们汇同当地的技术犯人,晚上被关进监狱,白天带出来办公室。立即投入设计省公安厅大楼的紧张工作。

设计室除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程师后就数到我,又干上了房屋建筑的本行,且规模比我过去设计过的大得多。除了睡觉吃饭,就是查阅资料,计算,绘图,心情比过去舒畅得多。只是工作太繁重,身体仍很消瘦。半年多后,设计任务书通过,投入施工。劳改局配合农垦局——开垦北大荒。

哈尔滨往北102公里到绥化,再往西北,到北安、齐齐哈尔,铁路伸延在茫茫的北大荒中。西北面是小兴安岭。越往西北,林越密,山越大,就进入大兴安岭原始林区。往东离铁路越远就越进入荒原腹地。夏天是一人多高的茅草、荆棘,还有河流、沼泽地、万古淤泥。冬季长达八、九个月,都是风暴冰雪统治的世界。我们带着帐蓬,长年在野外工作。点的是煤油灯,吃的是苞米碴子加馒头。我们在这广袤的荒原上,作着大地地形地貌测量,冬天冒着零下30-40℃的严寒仍坚持野外工作。夏天暴雨冰雹、沼泽泥泞,稍不注意陷下去就是灭顶之灾。更有无数的小咬大咬(毒蚊子)来光顾。困难是没法形容的……。

我是测量队的技术负责,身份是犯人。任何失误将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。因此兢兢业业,一丝不苟地在油灯下绘制出万分之一的地形图数百张,其中381张后经国家测绘局抽查,精度极高,并入国家图册中。为此后这二个地区的海伦、红光、星火、绥东……十几个大型国营或劳改农场的开发打下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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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年七、八月间,正是北大荒的夏天。庄稼和荒草都在这两、三个月里拼命拔高,生长,成熟。各分场都在抓时间盖房子,挖水渠。八井子分场在河上修了一座大桥。我晚上审核、设计在摇曳的油灯下,一点点精确计算到深夜。我清楚地知道,只要有一点失误,技术人员不过是挨批评写检查,严重者撤职。而我是犯人,等着的是关小号(活棺材)加刑,甚至就地正法。

那天一早通知我到八井子分场工地去平桩头(核查桩头的水平)放线。测量队的人都出去了。我只有扛上测量仪,喝了苞米碴子(一种包谷碎粒煮的稀饭),揣上两个馒头,搭车赶去了。直忙到午后两点多钟,才测完校平。刚在工棚里坐下,想休息片刻,分场李场长进来:

“总场基建科来电话,有事要你立即赶回去!”

“赶快吃饭,走吧!”煮饭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,一边升火烧水,一边抽着他长长的旱烟管:

“我这就给你下面条,虽说廿多里地,可这一路没人烟,狼可是厉害哪!”

施工的犯人大组长从外面就嚷着进来。

“黄师傅,你再来看一下,有两根桩按你说的校正了,合不合格。”

老头说:“快去,快回。你还要赶路啊!”

“你一个人要赶回去,少说也得两个多小时,别走了,就是大白天狼吃人的也不少啊!我听老乡说,八、九年前有一个解放军连长和警卫员,在三井子总场部那边的村庄附近被狼吃了呢。”

我不由得一呆,已经很黑了,确实不想走,但不走不行。大组长越说越起劲:

“傍晚他们四个执行任务回来,碰上狼群,黑压压几百只,一层层围过来,连长扫了一梭子弹,打开一面缺口,叫两个兵快去抬机枪。他和警卫员背靠背,警卫员用冲锋枪打点发,连长用盒子砲打……。等到一班战士抬着机枪赶来时,只见死狼遍地,还有撕烂的衣服、枪和一滩血,顺着血迹追下去,只找到了两颗血肉模糊的人头……。你还是别走了吧!”

设身处地一想,不觉毛骨悚然。但分场长的命令是不能不执行的。我跑了现场又吃完饭已是四点多钟。沿这条旧公路到总场只有12公里,两面都是漫草荒烟,没有树,没有人家。我一路疾走,一路四方打量,顺公路有我们新近设计架好的电话线。6米的电杆,埋入土1.3米左右,上面还有4.6米高,电杆上有横档,距地面有3.8~4米。走到八里湾时太阳快落山了。阴森森的冷湿气直透衣裳。这里夏天中午可穿衬衣,早晚需裹棉袄。

怕狼,就偏遇着狼。这时,由右边的草丛里大摇大摆的走来了一条大狼,黑黄的皮毛,就跟在我后面十多步。我走快它走快,我走慢它走慢,我站住它也站住。我掉回头抄起测量仪的脚架朝它冲过去,它回头就跑,我赶快朝前走,它又跟来,我干脆加快脚步。此时我耳朵里听见自己的心跳“咚咚……”又要听着后面狼的脚步声。记得小时候听父亲讲过,碰着狼千万不能跑,要装得比它更胆大。我突然发现左边路旁草丛中有一只狼跟着走。再看右边,“坏了!还不止一只呢!”怎么办呢?四周一公里的视野内连一颗大一点的树也没有。而太阳却走得更快,已经完全落下了山坡,只听得由远而近的狼嚎声,一声比一声凄历。我情急生智“只有上电杆”。走到前面转弯处,一电杆三面被密密的灌木丛包围,那边草里的狼钻不过来,我把仪器箱放在地上,拿出一把螺丝刀当武器,又把三角架腿卸下一支,此时狼已渐渐逼近,我拿起脚架把尖角对着它猛冲过去,它们被这种从未见过的东西吓着了,回头便跑,我乘此机会赶紧踩着靠在电杆上的三角架往上爬,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劲,一爬一纵就抓住了横梁。这时狼已回来,跳起来咬我的脚,我双手吊住横梁,一缩脚,狼已咬住了鞋子,把胶鞋撕破了。我突然大声咆哮嘶叫,它们回头跑了几步又站住了。乘此机会我用脚把三角架勾上来,用手拿着,坐在横档上,抱着上面的杆子,心里稍安。此时我的脚距地面至少有三米多,狼站直了是跳不高的。

四周黑漆漆的,风也很小。电杆下却聚集着越来越多的狼。只见一双双渗着绿光的眼睛,“呜呜……噢噢……”一声声凄厉的狼嚎撕破夜的寂静。我被一大群蚊子包围,往手上,脸上拼命叮咬,我脱下帽子搧打,轰不走,反而越来越密。据说从前日本人抓住抗日战士,夏天剥光衣服,绑在树上,一夜之后只剩下一架白骨和一滩吃剩的肚杂,血肉都被各种“小咬”“大咬”吃完了。我正上轰蚊,下防狼,一阵全身苏麻,差一点失手栽下去,才发现屁股旁的电话线是裸线,总场和分场正在通电话,我全身震颤着,只有死命抱着电杆……。电话终于打完了,但刺骨的寒冷使我上下牙不住的打着颤。我穿着从家乡带来的妻子织的毛衣,农场发的棉背心,黑色厚布劳改服,还抵不住这种夏天夜里的奇寒。稍一定神,我才发现狼在拖仪器箱,又在“轧轧……”地咬电线杆。“唉!这下完了,用不着两个小时,30公分直径的木电杆便会被咬断。
“天啊!想我从未做过害人之事,而就在今晚却要葬身恶狼之腹。”在这远离亲人的万里之外,揪心的悲苦,使我束手无策。一个个死里逃生的镜头从脑海中闪过……。九年前我在金沙江边修公路,汹涌咆哮的金沙江急流把正在江里游泳的我卷入急流,擅长游泳的我怎么挣扎也出不来,漩流卷着我向对岸峥嵘的岩壁砸去,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想起父亲讲过,他年青时代在日本留学,士官学校的游泳课要求学员在激荡的海浪中游向一公里外的小岛。先到的两个同学被巨浪卷起砸向岩石,他停住冷静看好岩面高度和浪头,向侧边数米处乘着又一个巨浪顺浪尖一涌跳上了岩石。临危不惊。我当时就挣进涌向岩壁又回流的急流中,看好方向用高速的自由式拼命游,才摔脱死亡,在下游一公里多处获救……。

现在不能束手待毙。我解下裤带把三角架绑在脚上,伸下脚打它们。起初它们退缩了一下,继而一只狼一跃上前咬住三角架铁尖狠命往下拖。我死命抱住电线杆,它用力太猛,狼牙滑脱了,我才赶快把三角架提起来。“不敢冒失了!”我再仔细看看摸摸我坐着的这一电杆,正值转弯处,两边有电话线栓住,前后有5根8号铅丝拧成的铁索栓住,用铁爪钉在地上拉住。即使被狼咬断了,一时也倒不下来。它们啃电杆我就不管,谁跳起来我就用三角架打。

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。狼群轮换着啃咬木电杆,一双双绿眼睛射出凶光。有的蹲坐着仰首长嚎,有的来回走动着,不时总有一只只跳起来。据说狼群中有一种前脚短后脚长的叫“狈”,它是狼群之首。奔跑时伏在狼王的背上,它会想出各种诡计,指挥狼群,千方百计把美食弄到口。夜半时分,只听远处的山沟里有狼嚎叫,不一会许多双绿眼睛不见了。只有三只不走,还在想方设法把我弄下来。又过了大约半小时,我快冻僵了。忽听有马蹄声由总场方向传过来。我欣喜若狂地想决不能丢失这机会。我拼命呼叫:“狼吃人了!救命啊!”一声枪响,一只狼倒下了,另外两只赶快逃走。刺眼的手电光照在脸上:

“什么人!”

“总场基建科搞测量的犯人黄湛,由八井子回场,路上遇着狼,只好爬在电杆上。”

两个骑马的武装警卫,看见测量仪器相信了我的话:“快下来吧!”

我手脚冻木了,他们把我接下来。

“看见有人过没有?”

“没有!半小时前南面沟里有狼嚎叫,大部份狼都赶走了。”

“朝这个方向走吧!”他们牵着马,我们顺南边小路摸到沟边,发现草倒了一片,在扑鼻的血腥味中手电的白光扫过,看见撕烂的衣服、鞋子,一只吃剩的脚,还有没来得及啃的头,眼睛恐怖地大睁着,牙关紧咬,嘴裂开。这就是他们要追的逃犯。

在北大荒的劳改农场中,只要晚上由看守兵把犯人的袄袂抱走,即使在夏天也没有一个人能徒步逃离的。我用烂衣服包好了头和脚,背上仪器,用打狼的三角架,挑着狼的剩食,跟在马后走了回去。到总场我们几个技术犯人的宿舍,已是夜半三点多钟。我冻坏了。由于在惨死的恐惧中挣扎过久,连着发了几天烧。总恍恍惚惚看见那一双双射出凶光的绿眼睛。

******

北大荒的冬天,阳历9月间就开始了。夏天开冻一公尺左右的土越来越硬,接着地面结冰。几章鱼彩票次寒流过去,大雪纷纷,气温降到摄氏零下20-30度。周围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冰雪世界。到了12月冬至前后,晴天太阳从东南角升起,十点多钟才露脸,画一个小小的弧形,两、三点钟就在西南边沉下来了。

1956年12月间,我们测量队冒着严寒,测量一座水库的一条引水大干渠。廿多人的测量队,除了队长、技术员(海伦县中的高中毕业生,我的徒弟)事务员以外,全部都是犯人。实际负责技术工作的我,每天晚上都在昏暗的油灯下,核实、汇总白天测量出的各种数据,并绘制在地形图上。白天又得解决实测中的各种问题。队长知道自己是门外汉,也清楚开春以后,成千上万人将要按图施工。这一引水渠将解决数万公顷机耕地的灌溉,因此对我们还比较客气。我把人员按素质和能力分为经纬组、水准组、基标组。训练每个人的工作能力。 经纬组长白文高,28岁,原是哈尔滨铁路局客运段的会计师。他自己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,51年被判刑5年投入劳改。他父亲是绥化的大地主,48年被镇压。他当时在哈尔滨读大学。后来把老母接到哈尔滨。妻子是他大学的同学。他被捕时,他们的儿子还没出生。他人很聪明,我才教他一个来月的测量,他就能独立操作,其精确程度,犹如他的财务数字,分毫不差,我完全能放心。夜晚他常伴我到深夜,不是帮我计算,就是帮我绘图。在油灯下,他常常从贴身的荷包里掏出两年前妻子寄来的照片:一个美丽的少妇抱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。他总是满怀深情的看了又看。我也从贴身的皮夹里取出珍藏多年的十五年前的旧照片:一对年青的夫妇抱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两岁的女儿。我们对着两张孩子的笑靥,久久地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。

12月中旬的一天,我们准备搬到下一个居住点,两地相距约10公里,其间已测了4公里,再测两公里多,收工就顺路向新住宿地迁移。像往常一样,太阳未出前就吃好了饭,穿上薄棉袄裤,再套上厚棉袄裤,穿上粗布面的羊皮大衣,大皮帽,填好毡靴里的乌拉草,带上馒头出发了。共有水准组4人,经纬组8人,基标组2人。我整理资料,队长和余下的章鱼彩票网人准备搬家。太阳出了我们才动身,下午1时左右到达新住地。此时天气突变,黑云压顶,呜呜作响的风暴越吹越猛,我们住的四合院老房东说:“看样子这场暴风雪不小啊!”

我当即报告队长派人赶快去找他们收工回来。两人出去不到1小时,风暴寒潮已经来临,温度骤降了10度左右。天昏地暗,风暴夹着大雪冰碴,铺天盖地的压下来,又呼啸着卷起地上能卷的一切,旋转着、狂舞着横扫而去,3点多钟天已黑定。我着急得很,推门出去,脚下是齐膝深的雪,脸如万把尖刀锥刺着,睁不开眼。我建议队长把剩下的九个人分成两组,能穿的衣服全穿上,戴上护耳皮帽,无指手套……。各组带指北针、手电、馒头。三个干部烧暖屋子,做好饭等我们。必须抓紧时间抢救生命,我大声强调:“人员不准分散,听组长命令,午夜一点,不论找到与否必须返回。”

我们组朝线以北,另一组朝线以南,蹒跚着出村后就消失在暴风雪中。我只觉得其冷难当,好像全身没穿一件衣服,头脑转动也不灵了,每走数十步就弯下腰解开皮大衣,用手电照着罗盘定向。从走过的脚步计算已经离村四公里多了,还不见人影。风暴吼叫着,背风处的积雪已高达数米。两人对面说话都要拼命喊叫,到10点多钟,我们四个人已精疲力尽,只好挣扎着回来,到家已经快1点啦!另一组也回来了,同样没有一点踪影。队长下令赶快休息,明早天亮前再请当地民兵汇同分段分区寻找。

出工的14人呢?太阳出前就来到了工地。头天的标旗被风吹倒,积雪又厚,找顶角桩耽误了一小时。他们边测边往新的方向走,到下午1点多种,看到黑压压的云层笼罩过来,组长白文高叫大家:“天要变,快收工回去吧!”埋基标的两个壮伙子,只穿紧身棉袄袂,正挖得起劲。大伙也说:“我们今天多干点,等于慢慢往新住地走,明天就可以多休息一会。”又抓紧时间干到两点左右。此时距新住地不过三、四公里,没想到风暴来得这么快。白文高把经纬仪的望远镜拆下,留下罗盘部份,用指北针定向,他拼命对着同伴的耳朵大叫:“一个个传下去,大家紧跟我,不许掉队。”前进了七八百米方向是正确的。这时风暴更猛烈,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,跟在组长后面的记录员摔倒了,来拉的人也摔倒了。此时正走在一块冰面上,风暴把积雪刮光,其滑无比。一个个蠕动的雪球般的人挣扎着前进时,组长却消失了。“白文高!”“小白!”……。在怒吼的狂风中,叫喊等于零。

白文高顶着风,抱着罗盘,口中呼出的气已在睫毛、眉毛上结成冰,睁眼十分困难。他不知道同伴已摔倒,仍继续前行。就在此时,他一头栽进早几天挖的13号试坑内,他仍紧抱着罗盘,头砸在坚硬的冰地上,昏了过去。暴风雪无情地覆盖了他,瞬时填满了坑,没有一点踪影。

在冰面上摔倒的人,好不容易爬起来,又朝着原来的方向前进,行走十多步后什么方向也搞不清了。有的说“要继续顶风前进。”有的认为应往树林里去避风……。

意见不统一,没办法,在这生死关头,只有自己选择。水准组的4人由小组长带领,朝左边的树林里摸去。“林中风雪总会小点吧!”半夜过后,他们摸进看林人的小屋。老头要他们在约零下10度左右的外屋,先搓脸、鼻子、耳朵,搓手搓脚,直到青黑的颜色消失,才准进到里屋,大约零上15-20℃。要不然暖得过急,鼻子、耳朵、手指、脚指都会冻掉的。他们在地板上睡了一夜,次日早上风暴过去平安回来。

有五个人认为他们顶着狂风方向继续走是正确的,其实有山,风是时常转向的。他们实际上是在一个范围内转圈子,衣服穿得少的两个埋标工,落后失踪了。其他三人发现一个烧炭的破窑洞,躲到洞内,活了下来。有二人认定自己的方向正确,他们终于在走过头二公里外找到了人家。还有三个人认为水准组钻树林的方法对,也往林中摸去,风暴虽小点,但严寒却把他们冻僵了。

第二天上午,风暴息了,我们这一组由当地老百姓带领向森林里一边呼叫着,一边搜索前行。在距林边不远处,看见经纬组的老李,坐在一段砍倒的大木头上,前面堆着一堆枯枝,根本没有点燃,却有模有样的在烤火。大家高兴极了,一面喊着,一面不顾齐膝深的雪要奔上去抬他。

“不行!”一个当地大汉把猎枪取下交给身边的人。

“他已经失去知觉,离冻死不远了,要让他体内发点热才有救。”他走过去突然把那堆干枝抱起就跑,到离开七、八十米处放下作烤火状。坐在树杆上的老李大怒,一拐一拐地追过去,快追到了,他又把柴抱起跑,到另一处,有滋有味地“烤火”。老李又追过去,他又抱着柴跑,这样跑了七、八次。老李跑路也接近正常了,喊出了声音:“别开玩笑了,给我烤烤吧!”

大家赶快拥上去,把老李用皮大衣裹起,放在挡架上,这时他才认出了我们,涕泪涟涟。我们问:“还有其他人呢?”他指指林中:“他们在那边不远处已经昏倒了。”我们按他指的方向找到了其余二人,已冻昏,脸是青黑色的,一副狞笑状,心口尚有一丝温,赶快裹好抬回去,这三人救活了。下午又找到两个衣服单薄的,已经冻死,只差小白一人。我心里一阵阵发颤“会有什么情况呢?”他们回忆起摔倒的地方,缩小范围一点点刨。第三天挖出来了,白文高已经死了,双手还紧紧抱着经纬仪,如果一摔交,他丢掉仪器,用双手支撑还不致于丧命。

一星期后他的母亲、妻子来领尸,老人扑在儿子身上哭昏过去,五岁的孩子抱着妈妈的脚哭喊着要回家。年轻的妻子泣不成声。白文高判刑五年,距刑满只差三个半月……。谁没有老母、妻儿,“老天啊!你为什么不睁眼看看这人间悲剧。”
黑龙江省气象台早在暴风雪来临前两天就预报了这次灾害的风速、温度。可是在这荒原上,村屯里没有电,更无处听广播。配给我们测量队的一台装电池的直流收音机,又被基建队大队长,原海伦监狱的看守长张史奋拿到自己家里“玩新鲜” 。暴风雪夜他正躺在热炕头上,听得正舒服呢!在他们看来,死几个犯人算什么!不过是一个反革命两个坏分子,上报除名完事。

这次冻伤的六个犯人,一个最后锯掉了一条脚,一个没有了六个手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