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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与极权主义
作者:乔治·奥威尔

这是揭示现代极权主义本质的反乌托邦小说《1984》和《动物农场》的作者奥威尔1941年的一篇演讲。在这篇短文中,奥威尔以其对极权主义的洞察力提出了若干精辟的见解:第一点:没有经济自由,就没有思想自由。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,是会不遗余力地压制任何有价值的思想的。第二点,极权主义国家企图控制它的臣民的思想和感情,不仅指出你不准信什么,而且还要强制你芯它那一套,就是我们常说的“用某某思想占领人们的思想阵地”。除了这之外,你什么都不能信。第三点,现代极权主义只准人们信奉它的教条,但它的教条本身却是不断变换。它需要教条,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,但它不能避免变化,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。看看我们思想路线变幻了多少花样,我们的的宪法修改了多少遍了就能明白这一点。第四点,极权主义统治下,文学就得死亡。回顾中国50-70年代的文学,有任何具有真正的文学价值的作品吗?30-40年代曾写出过优秀甚至伟大作品的作家,有谁再写出过任何超越自己的作品吗?没有自由,就没有文学,没有艺术,没有学术,更没有思想。因此,当我们看到奥威尔在最后表示“相信文学能生存下去的希望在那些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,非黩武的国家,西欧和美洲各国,印度和中国”时,不得不报以苦笑。中国让奥威尔失望了。当然这并不是中国作家们的错,谁让他们赶上了这个狂乱的年代呢。
 
 
……
我们生活在独立自主的个人已经不再存在的时代,或者应该说个人已开始不再有独立自主的幻想。现在。在我们所有关于文学的谈论里,而且(尤其是)在我们所有关于批评的谈论里,我们都本能地把独立自主的个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。整个现代欧洲文学棗我指的是过去400年的文学棗是建筑在思想诚实的概念上的,或者,如果你要那样说的话,是建筑在莎士比亚的“对你自己要诚实”这以名言之上的。我们对作家的第一个要求是,他不应该说假话,他应该说他真实的思想,他真实的感觉。我们对一件艺术作品能够说的最糟糕的话就是说它不真诚。对于批评来说,更是如此。在创作中,只要作者基本上是真诚的,那么一定程度的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,甚至一定程度的露骨的弄虚作假都是没有关系的。现代文学基本上是个人的事。它要不是真实表达一个人的思想和感情,就毫无价值。

我说过,我们把这种想法认为是不成问题的的事,但是一旦用言语表达出来,你就会认识到文学怎样受到了威胁。因为现在是极权章鱼彩票主义国家的时代,它不允许,大概也不能允许个人有任何自由。提到极权主义,你就立刻会想到德国、俄国、意大利,但是我认为你必须正视这个现象将成为世界性现象的危险。显然,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就要告一结束,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在采用集中化经济,对此,你可以按你自己的所好称它是社会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。有了这样的经济,个人的经济自由,而且在很大程度上,个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的自由,选择工作的自由,在地球表面上来来往往的自由,也因之告终。直到最近,这种状况的含义尚没有人预见到。大家从来没有充分认识到,经济自由的丧失会对思想自由产生什么影响。社会主义一般认为是一种道德化的自由主义。国家会掌管你的经济生活,使你免于贫困、失业等等的恐惧。但是它无需干涉你私人的思想生活。艺术可以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样繁荣,而且只能更为繁荣一些,因为艺术家不在受到经济的压力。

但是如今,根据现有的情况,你必须承认,这些想法是歪曲的。极权主义废除了思想自由,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代闻所未闻的。而且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很重要:它的思想控制不仅是负面的,而且是正面的。它不仅不许你表达(甚至具有)一定的思想,而且它规定你应该怎么思想,它为你创造一种意识形态,它除了为你规定行为准则以外,还要管制你的感情生活。它尽可能把你与外面世界隔绝起来,它把你关在一个人造的宇宙里,你没有比较的标准。反正,极权主义国家企图控制它的臣民的思想和感情,至少像它控制他们的行动一样完全彻底。

对我们来说,重要的问题是: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中文学是否能生存?我想你必须干脆地回答它不能。如果极权主义成为世界性的和永久性的,那么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文学就必然宣告完蛋。先是说,宣告完蛋的仅仅是文艺复兴后欧洲的文学,是不能成立的,也许在开始的时候觉得说得通。

在极权主义和过去所有正统学说之间,不论是欧洲的或东方的,都有好几个至为重要的不同点。最重要的不同是,过去的正统学说并不变化,或者至少并不很快变化。在中世纪的欧洲,教会决定你该信仰什么,但是至少它允许你从生到死保持同一信仰。它并没有叫你星期一信仰这个,星期二信仰那章鱼彩票网个。今天不论什么样的正统基督教徒,印度教徒,佛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,或多或少都是这样。在一定意义上来说,他的思想是有限定范围的,但是他一生都是在同一思想框架内度过的。他的感情不受干扰。

而在极权主义方面。情况恰恰相反。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,它虽然控制思想,它并不固定思想。它确立不容置疑的教条,但是有逐日修改。它需要教条,因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绝对服从,但它不能避免变化,因为这是权力政治的需要。它宣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,同时它又攻击客观真理这一概念。举一个简单明显的例子,在1939年9月以前,每一个德国人必须以恐惧和厌恶的态度来看待俄国布尔什维主义,但在此之后他又必须以钦佩和亲爱的态度来看待它。如果俄德开战,这在几年内是很可能的,那么又要发生另一次同样激烈的变化了。德国人的感情生活,他们的爱和恨,必要时就得在一夜之间倒转过来。这种情况对文学的影响是不用说的。因为协作基本上是感情的事,而感情不是总能受外界的控制的。对当时的正统思想口头上表示奉承是容易做到的,但任何有意义的作品只有你感到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时候才能产生;没有这个,就不会有创作的冲动。我们所掌握的全部情况都表明,极权主义要求其追随者在感情上作出突然改变,从心理上来说是办不到的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如果极权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时,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就会宣告结束的主要原因。而且,事实上,极权主义迄今为止似乎的确有那样的效果。在意大利,文学受到了残害,在德国,它似乎几乎已不再存在。纳粹的最有代表性的活动就是焚书。甚至在俄国,我们一度期望会出现的文艺复兴并没有出现,最有前途的俄国作家不是自杀,就是进牢,这成了一种明显的趋势。

我在上面说过,自由资本主义显然已快到了尽头,因此,我很可能似乎在说思想自由也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完蛋了。但是我不相信会这样,我在最后要简要地说,我相信文学能生存下去的希望在那些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,非黩武的国家,西欧和美洲各国,印度和中国。我相信棗也许这不过是虔诚的希望棗虽然集体化的经济会出现,但这些国家会知道如何发展一种不是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,在经济个人主义消失以后,思想自由仍能维持下去。无论如何,这个是任何一个关心文学的人能抱的唯一希望。不论是谁,只要重视文学的价值的,只要能看到文学在人类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作用的,就一定也会看到抵抗极权主义的生死攸关的必要性,不论这种极权主义是从外部还是从内部强加于我们的。
 
在英国广播公司海外节目中播讲,刊于1941年6月19日《听众》
录自董乐山编《奥威尔文集》,中国广播电台出版社,1997年,P134-38
转引自文化研究网